很长一段时间，我羞于说自己是这个村的人。

2025年寒假，我第一次以网格员身份走进村委会；

2026年寒假，我带着抖音账号再次返乡，送春联、辅导学业、倾听老人心声，也拍下了那栋尚未完工的灰白色楼房。

从“做事情”到“看见人”，这是我连续第二年参与“三下乡”社会实践。

2025年寒假，我坐在村委会的电脑前，担任网格员。录入信息、整理表格，透过那扇玻璃窗，我看见村民推门进来：申请低保、咨询补贴、反映邻里纠纷。他们有的事办成了，而有的还要再来。那时我以为，“实践”就是完成任务。

2026年寒假，我换了一种方式。

我注册了一个抖音账号，用来记录返乡期间的所见所闻。没有精心编排的脚本，镜头里是：送到村民手中的春联，墨迹还没干透；高中生的数学草稿纸，密密麻麻；老人聊到在外务工的子女，话头忽然停住，摆摆手说“不讲了”。

这些片段拼不成宏大的振兴图景，但它们是我重新认识这片土地的脚注。

 

（摄于2026年2月新耘科技公司）

 

（摄于2026年2月，主体已完工，门口水泥地盖着薄膜）

我的家乡——新明村位于湖南岳阳市，户籍人口逾千，常住者不足四成。老龄化与人口外流，是这里最公开的秘密。

两处设施维系着村庄的日常呼吸。村后一家科技公司吸纳了留守的中年劳动力；去年动工的老年服务中心，主体已经立起来了。工人说，今年5月就能交付使用。

据村民介绍，服务中心建成后计划为80岁以上老人提供免费就餐，60岁以上老人每餐收费5元，三菜一汤。投资方是村里外出创业的一位老板名叫严若红，传闻兜底资金200万元——这一数据经李新华书记证实。

菜单还没有贴出来。但那栋灰白色的楼立在那里，窗户装好了，门口的水泥地还盖着薄膜。

我曾尝试采访企业负责人及服务中心管理者，希望了解基层养老与就业保障的具体实践。一位相熟的村民代为转达后婉拒：“这里的人都把自己裹得很严实，不太想让别人知道自己的状况。”

我没有再敲那扇门。

当我问及村内是否有村民自发组织的互助合作社或资金互助组时，多位受访者表示“没有听说过”。一位不愿具名的村民说，大家习惯了各管各家，“祖辈就这样”。

我没有在这篇纪实中隐去自己的来处——我就出生在这个村庄。

我的母亲是初中文化，却是我第一位文学启蒙者。她说《淘气包马小跳》妈妈看了，很好看的。安安静静地看看吧。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地一本接一本。

我的父亲不善言辞。当我遇到困难时，他不说“别怕”，而是问我：“你还能做什么？”。这句话后来成为我面对困境时第一个冒出的念头。

我考上县上最好的高中，考上省外的大学。放假时，我去哥哥姐姐所在的城市，他们带我看电影、逛书店、品尝我不曾见过的小吃。我从没觉得自己在物质上匮乏过——想看的书、想吃的零食、想穿的裙子，家人从没让我落空。

他们用尽全力，把“贫穷”两个字，挡在了我的童年外面。

而我童年记忆里的村庄，是有味道的。

是腊月里家家户户晾晒的腊肉，在冬风里挂成一排，油光泛亮；是灶膛里煨着的红薯，焦香从锅盖缝隙钻出来；是阿婆塞给我的刚出锅的糍粑，烫得我在两手间倒来倒去，咬开是绵密的糯米香。

这次回来，我把这些味道也收进了镜头。

有村民给我端来一碗自家做的米豆腐，码上一层肉码子，滑进喉咙时还是温热。有人从坛子里夹出酸萝卜，脆生生的，酸得我眯起眼睛。那位讲到儿子三年没回家的爷爷，临别时往我口袋里塞了两个橘子，说“树上摘的，甜”。

这些味道没有写进任何一份乡村振兴规划书里。但它们也是这片土地的呼吸。

我生长的家族，祖辈世代聚居于此。

逢年过节，十几户人聚在老屋里吃饭；谁家孩子考上学校，大家凑份子；谁家老人生病，轮流去陪床。那些饭菜的香气，至今仍是我辨认故乡的坐标。

直到我在村里问起合作社、互助组，人们摇头说没有——我才忽然意识到：这片土地上的互助，长在血缘里，长在红白喜事的账本上，长在过年那顿要坐三桌的团圆饭里。

也有族人早已搬走，彻底切断了与村庄的联系。我无意评判选择的对错。我只知道，我的父母选择留下，选择每年回来给老屋贴春联，选择让我记住这条回村的路。

我有两双眼睛。

一双是女儿的眼睛，看见恩情、看见来处、看见橘子红了的小院。

一双是读书人的眼睛，看见结构、看见沉默、看见那些我从小讨厌却无法否认的功利与单薄。

这两种视线让我同时看见：这片土地养大了我，也困住了一些人。

我羞于承认过这里。

也曾经，长久地讨厌过它。

清醒会带来痛苦吗？

会的。

但清醒之后的问题是：看见了，然后呢？

我没有采访到村支书，也没有敲开企业负责人的门。

但我收到了隔壁阿婆收下春联时说的那句话：“女伢出息了，要常回来。”

我今年给村里在读高中的孩子补习数学。微信联系到其班主任，说“这次期末考试成绩不理想，学习不在状态。”

我握着手机，沉默了很久。

我拍下了腊肉、糍粑、阿婆塞给我的橘子。

我还拍下了那栋还没完工的灰白色楼房。窗户装好了，门口的水泥地还盖着薄膜。

去过一些地方之后，我越来越常想起一句旧诗：人间好物不经留，彩云易散琉璃脆。

可是那栋楼立在那里。腊肉还在屋檐下晾着，糍粑还在灶膛边煨着，阿婆说：“女伢出息了，要常回来。”

老板娘说，这里的人把自己裹得很严实。

可我分明看见，那些缝隙里，也有东西正在透进来。

临行前，我给那名高中生留下了线上联系方式，说以后有不懂的可以随时问。

我不知道下一次考试他能不能及格。但我会一直在线。

明年暑假，我计划在村里开办一个读书会，就从母亲念过的那本《淘气包马小跳》开始。

读书会的第一天，我想给孩子们带一筐橘子。

这场持续两年的返乡实践，没有教会我如何书写“振兴”。

但它让我明白了一件事——

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，要“发展壮大乡村人才队伍，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创业就业”，要“加强乡村产业带头人和乡村治理人才培育，因地制宜培育农创客”。文件还强调，要“以居家养老为基础，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发展助餐服务、日间照料、康复护理等养老服务”。

我读着这些文字，想起那栋还没完工的灰白色楼房，想起村民口中那个兜底200万的老板，想起村后那家科技公司里留守的中年人。

政策文件里写的“人才下乡”“助餐服务”“内生动力”，落到我的村庄，就是那个还没贴出来的菜单，就是那句“这里的人都把自己裹得很严实”。

我不是什么“农创客”，也没有回乡创业的宏图大志。我只是一个每年寒假回来的学生，送过春联、补过课、听过老人说话。

但如果“乡村振兴”需要有人看见这些缝隙里的光，需要有人记得腊肉的味道、糍粑的温度、阿婆那句“要常回来”——

那么，我已经在路上了。

现在，我能坦然说出这个村子的名字了。

采写：王曾

摄影：雷依蕊

编辑：闫舒畅

供稿：叶甜甜

审稿：石建鹏